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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球王”贝利。图/视觉中国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卡塔尔建筑点亮为贝利祈福。图/视觉中国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巴西队队员展示印有贝利头像的横幅。图/视觉中国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1970年世界杯，贝利第三次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图/视觉中国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世界杯赛场上，贝利的巨型横幅。图/视觉中国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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